十三月评论

大家可能或多或少有所感觉，这几年国内劳动者的反资本、反压迫情绪有增无减，但公共舆论场域中越来越难以获知与工人集体行动相关的信息。这其中有言论管控加强的因素，也有国家进一步压制集体行动、努力将劳动者的不满导向个体化的法律维权的因素。

正因如此，深入记录近年国内工人集体行动案例的文本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一位朋友基于大量材料，系统梳理了2024年底极越汽车公司的科技工人集体对抗老板的行动始末：https://mp.weixin.qq.com/s/gcWrpTdwa6nxHrc4sXMDDQ 文章深入分析了“智能”汽车行业的整体趋势、科技工人的工作特点以及白领工人的心态变化如何塑造了这次集体行动的轨迹。希望这份记录，也可以激励更多白领工人在自己的工作场所寻找做组织工作的可能。

前段时间，我为政治经济学平台Phenomenal World供了一篇稿（https://phenomenalworld.org/analysis/the-state-and-its-workers/ ），从阶级关系的角度重新梳理19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变迁。 我在这篇文章中的核心观点是：1990年代的中国与1980年代相比，在阶级关系上存在明确的断裂。在1980年代，虽然市场改革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痕迹，但“社会主义工人阶级”这一范畴的象征性与实质性意涵并未出现大的改变，因此为基层工人发挥能动性、想象与实践多样的社会主义愿景提供了政治空间。而到了1990年代，“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多样的政治空间也不复存在，这是中国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决定性标志。1989年的运动与镇压是造就这一断裂的重要因素。 在这篇文章中，我也试图再次重申我的博士论文、以及目前撰写的书稿中的一个核心论断：必须反对目的论式的线形史观，将1980年代视作一个充满阶级张力且带有多重可能性的动态过程，才能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是如何发生的。

从22年左右开始，关于中国人“走线”去美国的报道在中外媒体上吸引了许多关注，不少文章也详细记录了走线者从中南美洲一路北上抵达美国的艰险历程。相比之下，一个同样重要但较少引发讨论的问题是：这些走线者在抵达美国之后，作为移民工人、作为美国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的劳动者，他们的工作与生活经历是怎样的？ Made in China Journal最近发布了一篇文章，介绍走线移工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处境：https://madeinchinajournal.com/2026/03/16/beyond-zouxian-the-making-of-chinese-asylum-seeking-workers-in-the-us-platform-economy/ 两位作者基于大量的调查材料和深入的组织经历，探讨了美国用工环境的区域差异如何塑造了不同的移工社群，移民执法的暴力逻辑和资本的逐利逻辑如何共同作用、将走线移工“困在系统里”，以及平台经济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走线移工在多重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处境，使得工人抗争与行动变得极其困难，但这也激励着工人组织者们去探索更具有创造性的组织方法，推动一个多元的、跨国的、形态灵活的工人运动逐渐扎根。

前段时间，美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Zohran Mamdani赢得了纽约市长选举的民主党初选，这在当代美国政坛上堪称是一场地震性的事件。简中世界对Mamdani的了解，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局限于他的人类学家父亲。而微信公众号“三零七计划”刚刚发布了对一位纽约左翼、劳工活动家Alexa的访谈，为我们理解Mamdani胜选事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视角，所以分享给大家：https://mp.weixin.qq.com/s/i5WZXpIBxtTYSK5mTIYRew Alexa参与纽约地方政治的程度很深（还恰巧是Mamdani的高中同学），在访谈中提供了很多具体的、在地性的观察。Alexa还从Mamdani的胜选出发，讨论了很多关于选举政治之于美国左翼的效用和限度问题。Alexa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高度反思性的。这种反思性不是对于选举政治的简单否定，而是在承认“选举政治并非实现社会变革的根本途径”这一前提的基础上，尽量激活选举动员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 我特别喜欢Alexa把选举政治比喻成竞技体育比赛——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社会意义，但这种象征意义还是能够产生许多实实在在的社会效果。

与大家分享我前段时间在历史学期刊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为“Accidentally Emboldened: Industrial Workers between Democracy and Despotism on the Shop Floor in Wuhan, China (1984–1985)”。（过段时间可能会有伙伴给大家带来这篇文章的中译版） 基于档案史料，我在文中剖析了武汉市政府为何在80年代中期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同时还大规模推动“工人民主选举厂长”的政策实验，以及基层工人在民主选举过程中形形色色的超出官方预料的反应。我试图讲的故事是：政府与领导追求的固然只是一种“橡皮图章”式的“民主”，但工人发挥“橡皮图章”作用的这个过程，却实实在在激发了他们自身的能动性，鼓舞着许多工人去追求更加实质性的民主参与。 这篇论文是我关于“中国长80年代的阶级政治”研究议程所产出的第一篇正式学术发表。其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如何用一种更加动态、更加重视能动性的视角理解“民主”，以及如何揭示“长80年代”在阶级政治上的历史开放性——都是我这几年一直致力于思考和回答的。这些问题值得更多人关心。